“ 时人记载，重庆“商贾云集，百物萃聚”，人口规模与省会成都不相上下。
四变二
—
校/二氧化碳 画/一条人文主义狗 图/地缘谷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将蜀地收入囊中，设为蜀郡。汉武帝时，设立十三州刺史监视地方。在蜀郡设益州刺史，下辖蜀郡、汉中郡等12郡国（郡和属国），包括了今天四川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云南的部分地区，三国时期耳熟能详的汉中、南中都是益州的管辖范围。
较大的管辖面积，对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来说，治理十分费力。经过蜀汉政权的开发，南中地区已经逐渐摆脱了羁縻状态，开始有些不安分。西晋泰始七年，晋武帝以此为由将南中地区从益州分离而置宁州，今天云南地区遂与四川分离，此后虽几经变动但大体上没有变化。
北宋咸平四年，益州地区被分为四路，分别为益州路（后更名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更名为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陕四路”（简称四川路），“四川”之名也由此而来。元代蒙古外族入主中原，为了有效的管辖辽阔的疆域，元朝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行省）。在原川陕四路设置四川省，但将汉中（梓州路）划归陕西，四川中的“北川”就此分离，只剩下“东”、“西”、“南”三川。汉中地区地势险要，向来是四川的门户，可谓是“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历来割据川蜀的政权必然要控制汉中才能自立，将汉中划归陕西后，蜀地失去了北部的屏障，降低了四川割据自立的风险。明清时期，四川行省的规划上沿袭元代，无太多变化，大体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地区，全国各个行省中面积排在前列，这使得位于川西的省会成都很难兼顾全省，川东地区需要一座自己的中心城市，于是，重庆担负起了这个重任。重庆建城于战国时期，隋朝被命名为渝州，南宋时期升为重庆府，之后历代都沿用了这个名称。在古代，入蜀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自北通过金牛道翻过秦岭，过剑阁、葭萌，再经绵竹的蜀道，古人云：“蜀道难，难如上青天”，形象的写出了自此入蜀的艰难；其二，沿长江逆流而上至重庆再入四川。明清之际江南经济繁荣，重庆地控长江，是四川腹地与江南沟通的枢纽，不仅四川腹地的货物，连带滇北等地货物都是先集中于重庆，再由重庆运往江南各地贩卖，重庆因此成为了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都会之一。时人记载，重庆“商贾云集，百物萃聚”，人口规模与省会成都不相上下。
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逃不过外国人的注意，1875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允许英国往重庆派官员驻扎。1890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约定重庆为通商口岸，并于次年设立重庆海关。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铁路、通商口岸只要有一项，城市发展的前途便十分光明，重庆也不例外。成为了通商口岸的重庆贸易额猛增，到20世纪30年代，仅次于上海、汉口两地。繁荣的商业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为了稳定货币，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1892年，巴县知县耿和丰宣布：“重庆市场交易均需使用统一的新票银”，并逐渐推广到四川全境，此举奠定了重庆在四川的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为了追求利润，四川全省大部分票号、钱庄都往重庆集中，导致之后的四川省银行总行也直接设立在重庆，而不是省会成都。四川地方银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壹圆中的"重庆"地名商业、金融业发展后，工业自然不能落下。自开口通商起，重庆的近代工业也逐渐起步，从火柴厂到纺织厂再到煤矿、钢铁厂，1937年重庆工业资本已经占到了四川全省的六成以上，工厂数量占到了七成以上，商业、金融业、工业都是全省的翘楚，重庆已经成为了四川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风头比省会成都更胜一筹。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1926年刘湘控制重庆，与动乱的四川内地相比重庆在其统治下比较和平稳定重庆虽然在四川省内风光无限，但四川终究是个内陆省，终究不是沿海省份的对手，与上海、天津等城市相比，重庆差得很远。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争又为重庆带来了一次发展的机会。
1935年，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演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表明了将四川建设为抗日大后方的决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自知无力保住东南沿海省份，决定将沿海各地工厂迁往内地以保存实力。国民政府自1928年就有了军工产业搬迁的准备，建立了一整套的指挥体系，搬迁过程相对顺利，但是民用企业方面却十分混乱。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才通过“资源统制”事项，组成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民用企业的内迁。一边打仗，一边组织工厂内迁，让行动力本就不强的国民政府更加混乱。工厂内迁期间乌龙不断，加之日军进攻凶猛，前线难以抵挡，使得大量的工厂和设备未能迁出。但国民政府成功迁出的1500多家工厂中，国防工业占60%以上，这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功迁入后方的工厂大多安置于四川、云南等地，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工厂集中迁入的地区。1940年前迁入四川的工矿企业有260家，其中243家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所控制最先进的10家军工厂也全部迁至重庆。当然，吃老本是不行的，国民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支援抗战，战争期间多次颁布奖励实业、鼓励投资的政策，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大批政要、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以及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为重庆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重庆的重工业水平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景象，由原来的区域性经济中心一举跃居全国经济翘楚。1942年重庆机器制造业产量是战前的10倍，全市工矿企业足有1690家，抗战结束时，其工业资本已经达到了全国的32.1%。这时的重庆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地位都远远超越了成都，有一家独大之势。民国时期的重庆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度压制省会成都，建国后也一度成为中央直辖市。但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1954年，重庆再次改由四川省管辖，仍然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六十年代，国家开始大力建设三线城市，位于大西南后方的重庆又一次受到照顾，作为常规兵器基地，先后有两百多家与军工相关的企业落户重庆，工业产值也是一度达到全国前五。如此重要的一座城市自然不能由四川省进行管理，1984年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虽然名义上仍归省内管辖，但却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主要行政长官均为省提出建议，由中央直接任命，可见重庆在四川省内的独特地位。但重庆和四川的正式分离仍在等待一项跨时代工程的展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一直是困扰发展的一大问题，虽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受限于技术水平，很多资源都没能得到有效的开发，三峡无疑就是其中之一。早在1900年，孙中山先生就曾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在三峡筑坝的设想，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设想，两年后三峡工程提上日程。但此项工程规模太大，涉及地区、领域甚广，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工程学界因此展开了对是否修建三峡大坝展开长达几十年的争论。1992年三峡工程获得国务院批准通过，1994年正式开工建设。三峡虽然位于湖北省，但其中400多里长江库区位于重庆境内，工程引起了上百万居民安置工作和上千家工厂的搬迁工作均由重庆市承担，仅是地级市的重庆应对如此繁重的工作，权力太小而缺乏自主性。开发三峡经济区，真正发挥三峡大坝的作用，同样要赋予重庆市更大的自主权，才能让三峡真正融入长江经济区，进一步提升重庆的行政等级势在必行。1997年，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成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也是最大的一个直辖市。“四川”又丢了一川，变成“两川”。汉中从四川划出是中央集权的需要，而重庆的分离是为了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重庆农业基础较差，明清之前发展不如成都。但相对于深居内陆的成都，重庆地控长江，交通更加便利。在大变革环境下的近代，这些优势让重庆多次获得发展的机会，经济一步一步赶上成都，由川东区域经济中心，到西南经济中心乃至全国重要的经济城市。最后凭借三峡工程这一催化剂，从四川省脱离，成为直辖市。从“四川”变“两川”中不难得出，行政区划的变迁，除了政策的影响外，自身优秀的条件，才是推动变迁的根本动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 . 熊杏林、李清江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纺织工业向大后方的转移 . 吴静